莎莎抱着玩具熊在自己的床上玩，自从查出艾滋病后，她不再跟姐姐同床睡觉，在房里又摆了张小床。
湖南宁乡县流沙河镇高山村11岁的女孩莎莎，本应该读小学五年级。两年前被确诊出艾滋病后，莎莎上学的努力遭到了其他学生家长的强烈反对，经过一年多的反复拉锯，莎莎还是失学了。
“475除以5是多少？”5月13日下午，在湖南宁乡县流沙河镇高山村的一个深山小院里，赤塅完全小学(以下简称：赤塅完小)校长尹鹏波正在给莎莎上数学课。
莎莎列好竖式，商9，接下来几秒钟，捏了捏笔，不知道怎么算。
尹鹏波拿起笔问她，剩下25，5乘以多少是25？
迟疑了几秒钟，莎莎在竖式上面写上了“5”。
莎莎今年11岁，本应该在赤塅完小读五年级。两年前被确诊出艾滋病后，莎莎上学的努力遭到了其他学生家长的强烈反对，经过一年多的反复拉锯，莎莎还是失学了。
第二次失学后，尹鹏波主动请缨，为莎莎单独开课。
“这不是最好的方案，但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流沙河镇中心学校联点人彭潘桃说。
宁乡县教育局官员则坦承，“现在的做法违反了未成年人保护法，艾滋儿童有受教育权利，但在目前情况下，保了一方，势必要牺牲另一方。”
专家估计，截至目前，我国像莎莎这样14岁以下的艾滋病感染儿童大约有8000人。他们或多或少都面临着和莎莎一样的困境。
莎莎的病
从流沙河镇出发，沿着663乡道，一直往西南山区方向走。四米多宽的柏油路，刚刚修好。太阳一晒，一股沥青味。
到了村里，沿着上坡路拐五六个弯，能看到零零散散的四户人家，莎莎家在最深处。
莎莎和爷爷吴应秋、奶奶戴淑英、姐姐莉莉住在高山深处的平房里。
5月11日上午，莎莎一个人在家。她翻出了父母的结婚证，照片上是两个穿着白衬衣的男女，盖章的地方写着2000年5月17日。
2006年3月，她七个月大时，妈妈因病去世；2015年4月，爸爸又因为艾滋病去世。这张照片成了她和他们之间唯一的联系。
莎莎的爸爸吴鹏飞究竟何时感染了艾滋病，现在已无从知晓。吴应秋记得，2010年，吴鹏飞从广东打工回来，曾和戴淑英说，他得了艾滋，会死。
老两口从医生那里打听得知，艾滋病是传染病。
吴应秋一辈子没出过湖南，他想的是，艾滋病不就是和非典一样，还没有瘟疫严重——在他的字典里，瘟疫是最严重的病。
2014年的一天，吴应秋发现，莎莎的左边脸肿起来了，带到镇上的医院去看，没查出什么问题。
戴淑英想一定是上火导致的牙龈发炎。很长一段时间，她每天给孙女冲板蓝根喝。
都不奏效。接下来莎莎的脖子上也出现了类似她父亲的脓包。2014年7月，长沙市第一医院，一份检验结果证实了吴家的担心——莎莎被确诊为艾滋病，来自母婴传播。
这意味着，当年莎莎母亲去世，可能也是因为艾滋病。“但是镇上只检查出来脑瘤。”莉莉回忆。
2014年9月1日，本是四年级开学的日子，莎莎向学校申请休学一个学期，辗转在长沙看病。
7个月后，莎莎的父亲病情加重，去世了。
艾滋来了
莎莎的爷爷时常对着房间里一面贴满了两个孙女奖状的墙壁发呆。
葬礼上，吴应秋烧掉了儿子穿过的所有衣服、用过的被子、脸盆、水桶。
正是暮春时节，高山村盘山路两边的稻田马上要播种，烤烟已经冒出了小绿苗，鱼塘里的鱼游来游去。高山村有2000人左右，是流沙河镇劳务输出大村之一。年轻人们都外出打工了，村子里大多是老人和妇女，以及留守儿童。
这是高山村村民第一次知道“艾滋病”。
50岁的罗素珍总会想到一个场景，越想越害怕——吴鹏飞和他们一起打牌时，食指在舌尖蘸点唾沫，启牌，再蘸，再启。“不知道会不会传染。”罗素珍赶紧找到以前和吴鹏飞一起打过的扑克，扔了。后来一打听，其他牌友也把吴鹏飞摸过的牌扔了。
接下来的一个月，村民们像躲瘟疫一样躲着莎莎一家——村子里有红白喜事，只要吴应秋和戴淑英坐的那桌，大家尽量不坐；莎莎和莉莉上学路过邻居家，大家都躲得远远的；原来一直和莎莎玩的朋友，也不到她家里来找她了。
风言风语传到戴淑英耳朵里，她有点敏感。对两个孙女说，不要找其他小孩玩。
本已经住在高山最深处的吴家，一时间，从物理和心理上，都被高山村隔绝了。
面子上挂不住，吴应秋决定，一家人去宁乡县疾控中心做检测。
2015年4月20日，检测结果出来，吴应秋、莉莉艾滋病初筛的结果是：阴性。医生告诉他们，阴性就是没得病。
吴应秋拿着检测结果，挨家挨户找人絮叨“我们没有病”。几次下来，检测报告已经被揉得皱巴巴。
村民们敏感的神经终于稍微松弛了。但有村民还是发现了问题：怎么一直没有看到莎莎的检测结果？
高山村不大。莎莎的病，瞒不住了。
家长们坐不住了
莎莎戴着喜羊羊面具，她很喜欢看动画片。
断断续续休学一个学期，2015年4月，莎莎要回到学校读书了。因为已经到了后半学期，她只能继续留在三年级。
赤塅完小，是赤新村和高山村两个村子附近唯一的学校，一共六个班，一个班就是一个年级，有30个左右的学生。
莎莎得病的消息，像病毒一样，从高山村到了隔壁的赤新村，以及三公里外的赤塅完小。
回校第一天。班主任杨老师把莎莎的座位安排在教室紧靠墙的一边，自成一列。
初夏时节，天气渐渐热起来，莎莎左侧脖子上的淋巴已经在流脓，招来了蚊子和苍蝇，老师给她脚下点上了蚊香，还跟其他学生强调，要多照顾莎莎。
赤新村村民陈大姐听孩子回来说起，满脑子都是蚊子叮完莎莎，再叮自家孩子的画面。她跟老公说，赶紧去找学校。
住在陈大姐家对面的闽奶奶也着了急，孙子的爸妈都在外面打工，孩子被传染了可怎么交代。
莎莎同学玲玲的爸爸杨波也坐不住了。
第二天一大早，还没上课，十几个家长来到学校找校长。
玲玲记得，那天早上，学校操场上停满了摩托车——都是来找校长的家长。
家长们向校长建议，让莎莎回家去治病，不要再上学了。“村民们都知道她爸妈是怎么死的，评论很不好，不能让她和我们的孩子混在一起。”杨波情绪有点激动。
按家长们的回忆，当时校长和班主任拿出了艾滋病宣传手册，跟家长们说，艾滋病的传染方式只有血液传播、性传播和母婴传播三种，不可能通过蚊虫叮咬和日常交流等方式传播。
班主任杨老师则近乎哀求地跟家长说：“让她在这读书算了，没有问题的。”
沟通无效。
看学校没什么动静，家长们陆陆续续把孩子转到其他村的小学，几天下来，莎莎班上有一半的学生转走了；还有一些，干脆在家里待着，不来学校；其他班级，也陆续有学生转走。
“当时班上只剩下五六个同学。”玲玲说。
“你不能在这里读书”
一周后，赤塅完小校长办公室。
宁乡县教育局工作人员、主管赤塅完全小学的流沙河镇中心学校联点人、赤塅完全小学的校长、班主任，还有来自各个年级的五六十位家长，吴应秋和莎莎，一起开了一个家长会。
教育部门的工作人员跟家长们解释两点：第一，艾滋病日常不传染；第二，莎莎有上学的权利。
宁乡县教育局综合计生科科长黄为明说，为了让家长们打消顾虑，教育局专门请了疾控中心的专家在现场讲解，告诉家长们蚊子叮咬完莎莎之后，再咬其他孩子12000次才会感染；还跟他们解释艾滋病的三种传播方式。“当时有家长说，你们说得对是对，但我还是迈不过心里的坎。还有学生家长甚至提出说让教育局给他们打包票，如果有一天，孩子感染了，要我们负责到底，这个我们是不能答应的。”
黄为明说，教育部门和学校协调之后提出，在学校里单独给莎莎设一个教室，老师轮流来给她上课。家长也不答应，他们说，只要莎莎在学校，孩子们就有可能一起玩，就有接触和感染的可能。
参加了会议的流沙河镇中心学校联点人彭潘桃回忆，当时的感觉就是左右为难。“一边要家长满意，一边又要保证莎莎不辍学。”
谈了一两个小时，没有结果。
杨波承认，当时他的态度很坚决。“现在农村也都只有一两个孩子，即使有万分之一的可能，也不可能让自己的孩子去冒险。”
杨波说，一方面，他爱自己的女儿；另一方面，他又觉得莎莎已经是孤儿了，很可怜。“但在别人的孩子和我的孩子中间，我只能选自己的孩子。”
迟迟谈不拢，有些家长情绪激动，指着莎莎吼：“你不能在这里读书！”
听完这句话，莎莎泪水簌簌落下来，拉着爷爷的手要回家。学校也很委婉地跟吴应秋说，先回家吧。
拉锯战
吴应秋不甘心。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做了别人家的上门女婿；一个得了艾滋病死了。他现在只有两个孙女了，她们是他全部的希望。
2004年，国家针对艾滋病人出台了“四免一关怀”，后来又陆续出台了关于艾滋病遗孤救助的政策。从莎莎爸爸去世开始，每个月，俩姐妹分别可以从民政部门拿到两项合计近900元的补助，莎莎看病的钱也可以报销。
宁乡县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防治科工作人员宋立平说，莎莎一直是重点扶助对象，她每三个月到长沙医院拿药都是免费的，过年过节，也会给一定的慰问补助，2016年莎莎还被纳入了湖南省民政项目优先申请人。
吴应秋从不担心两姐妹的生活问题。但莎莎读书的问题，是心头病。
宁乡县教育局宣传教育科科长陈凯安告诉新京报记者，对莎莎读书的问题，教育部门已经尽力在帮忙协调，派专人到高山村对莎莎进行心理辅导，提高她面对困难的能力，做了赤塅完小部分家长的工作，减少他们心理上的排斥，但效果还是不理想。
家长们也在未雨绸缪，虽然莎莎暂时不去上学，但他们担心9月开学，莎莎再回来。
高山村村支书谢知生回忆，去年夏天，至少有五个家长找到他，跟他说，吴应秋家的小孙女得了艾滋病，还想回赤塅完小读书，你得赶紧帮忙做做工作，千万不要让她回学校了。
“我也没法协调啊。虽说村民是我们村的，学校也不归我管啊。”谢知生说。
流沙河镇中心学校联点人彭潘桃回忆，镇中心学校这边掌握的情况是，只要学校这边态度有松动，家长的态度就会出现反复。这段时间，更像是莎莎一家、教育部门、学生家长之间的一场拉锯战。
再次失学
眼看新学期快开学了。吴应秋很着急。
他想到了县城里的一家民办小学。离村子七十多公里。
2015年8月28日，新学期伊始，莎莎从爷爷那里得到消息，她可以到县里的一所小学读书了。
这一次，莎莎就读四年级。
莎莎发现，这个校园比村子里的校园大多了，还有好几栋教学楼。同宿舍的7个孩子，也都成了她的朋友，她们一起在楼道里跳皮筋、跳格子。
但孩子们还是感觉出了她的异常。“她的脖子上有伤疤，她爷爷说她不能用洗发水和沐浴露。”同宿舍的同学琪琪说。
两个月后的一个周末，吴应秋接莎莎回家。被同村一个同来接孩子的村民看到了。
很快，莎莎是艾滋病人的消息，全班家长都知道了，接着是全年级、全校。
家长们通过学校QQ群，向学校提出诉求——第一，如果这个小孩继续在这里读书，我们的孩子就退学；第二，学校尽快想办法解决这件事。
时任该校副校长的李林有些为难，三千学生，背后就是六千家长，上万的爷爷奶奶姥爷姥姥，这个事情不太可能压下去；另一方面，他又同情莎莎的遭遇，她已经受到足够多的伤害了，不能让她再次受伤。
思前想后，李林想保护莎莎，让她在学校里待着，多一天是一天。
他在QQ群里回复，学校目前还不知道这个事情，要先去了解。
拖了快一个月，李林觉得有点崩溃，“瞒不下去了。”李林告诉新京报记者，以目前全社会对艾滋病的认知程度来看，群众的恐慌是没法控制的。这是不可调和的矛盾。
期末考试前几天，李林专门和两位老师一起坐车送莎莎回家。这一次，莎莎没有哭，没有闹，有点晕车的她静静地躺在李副校长的怀抱里。
“经过赤塅完小的事情，她可能已经习惯了。”李林说。
一个人的课堂
兜了一大圈，莎莎又回到了家里。
莎莎重新回到村里后，镇政府、镇中心学校、赤塅完小紧急开会，提出了三种方案：第一种，送莎莎去山西临汾的红丝带学校，边上学边治疗；第二种，送莎莎去衡阳的南华大学附属南华医院住院治疗；第三种，由赤塅完小找老师上门来教。以上三种方案涉及的费用由行政和教育部门资助。
莎莎不同意第一种，她不想离爷爷奶奶太远；吴应秋不同意第二种，他觉得孙女的问题不是治病，而是读书；最后，只剩下第三种方案。
解决莎莎上学的问题，落在了赤塅完小新到任的校长尹鹏波身上。早在镇上一所中学当老师时，他就听说了莎莎的事情。没想到，最后这个“重任”落在了自己的肩上。
5月12日，赤塅完小校长尹鹏波每周来莎莎家里给她单独上数学课。
从今年3月开学开始，尹鹏波和另一位老师每周半天时间来给莎莎上课。尹鹏波教数学，另一位老师教语文。
去了两次之后，语文老师不愿意再去了，“我还年轻，还没生孩子。”
尹鹏波也忐忑，他承认，和其他人一样，他也恐艾——他尽量不在莎莎家里吃饭喝水，回家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洗手。
尹鹏波说，让莎莎回学校，对其他学生不公平，另一方面，又很同情莎莎。现在这样，似乎是最好的办法了。
陈凯安认为，尹校长送课上门的方式，并不是最理想的方式。最理想的状况是让莎莎回到校园里，和其他孩子一起上学。“作为教育行政部门，现在我们的做法是违法的，违反了未成年人保护法，还有国家关于艾滋病感染者合法权益保护方面的相关法律。但在目前情况下，保了一方，势必要牺牲另一方，我们只能保大部分学生。”
这是一个社会问题
经过这场拉锯战，一些村民们承认，他们确实对艾滋病有了一些科学的认识，但还是恐惧——不敢喝莎莎家的水，吃他们家的饭，也不敢让自己的孩子接近莎莎。“小孩子没轻没重，擦破了皮就会有感染的风险。”一位村民说。
赤新村的闽奶奶一直认为，送莎莎去山西的红丝带小学，是最好的解决办法——能治病又能读书，最重要的是，莎莎离得越远，她的孙子就越安全。
直到现在，听到有人提到莎莎的名字，家长们就会条件反射般地问：“这小女孩没有再回学校了吧？”
得到肯定的回答后，家长们皱着的眉头放松，随后，又感叹：“这个小女孩无父无母又没法读书也是可怜。”
这种矛盾的心理，契合了2007年相关学者作出的研究。在针对黑龙江、河南和北京三地的582名学生的家长调查发现，95%的受访家长同意感染艾滋病的学生有受教育权，但只有32.1%的家长同意自己的孩子与感染艾滋病的学生同班学习。
专家分析，每个人都有趋利避害的心理，歧视行为是具有一定合理性的自我保全行为，是正常的生理性排斥。
中国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吴尊友说，尽管我们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已经明确说要保护艾滋病患者的就学、就医、生活救助等各方面的合法权益，但是在执行的过程中，还是会遇到很多主管部门不能左右的情况。
吴尊友认为，最根本的是加强艾滋病的宣传教育，特别是在农村地区。每个人对艾滋病的认识都需要一个过程，了解多了也就不再担心和恐惧了。
宁乡县教育局宣传教育科科长陈凯安说，我们也在尝试宣传，让大家消除恐惧，但是这不只是教育的问题了，整个社会对艾滋病的认识还没跟上，这是一个社会问题。送莎莎回学校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估计还会很艰难。站在法与理之间，我们也很为难。莎莎年纪还小，以后读书的路还很长，要怎么办，我们也很伤脑筋。
据新华社报道，截至2015年10月底，全国报告存活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共计57.5万例，死亡17.7万人。而按吴尊友的估计，通过母婴传播患上艾滋病的14岁以下儿童有8000人左右。他们中的一部分仍在遭遇“上学难”的问题。
为莎莎单独开课的新闻被媒体报道后，尹鹏波被网友称为“最美校长”。
尹鹏波觉得他没那么高尚。“我也不知道我能坚持多久，或许教完这个学期，我也坚持不住了。”
吴应秋时常对着房间里一面贴满了两个孙女奖状的墙壁发呆——小学的问题算是暂时解决了，可是，初中呢，高中呢，以后呢？
(文中未成年人均为化名。应受访者要求，部分采访对象为化名。)(新京报记者 张维 湖南宁乡报道)
本文来源：新京报即时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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