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易教育频道综合：据中国周刊报道，早在1980年代中后期，在小升初免试入学之前，“走后门”、“找关系”的变形已经上演，这些变形穿越小升初改革前后，在权力与金钱的作用愈加明显的现代，日益成长。
变形前传
从1980年代开始，原国家教委多次下文要求取消小升初考试，实行划片就近入学，以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给小学生减负。
直到1997年，上海才首次全市执行小升初免试就近入学。北京晚一年，在1998年真正全市执行免试就近入学。
小升初游戏规则虽然彻底改变，但当年的潜规则—成绩不过关，托关系走后门却被一脉相传。
政府也为此发过一道道禁令。
1995年上海市教委《关于进一步开展治理中小学乱收费的通知》提到，“……群众仍有反映，与入学挂钩的乱收费也未完全制止”。
通知中“五不准”措施第一条就是“严禁将捐资助学与入学挂钩，坚决杜绝以钱买分，以钱买学籍，以钱选择学校的现象。”通知说，上海治理中小学乱收费已持续多年。
1996年，上海市教委《关于进一步开展治理中小学乱收费工作的意见》，开篇第一句写道“1995年本市治理中小学乱收费的工作虽然取得了较为明显的阶段性成果，但与入学挂钩的乱收费尚未完全制止……群众仍有反映。”
1996年的“意见”将1995年“通知”的“五不准”发展为“五不准、五统一和四监督”，其中相应条款与前文表述一字不差。
但1996年在治理措施上，加了句“加强对招生工作的监督检查，严肃查处以权入学的‘条子生’和‘关系生’。”
“意见”呼吁各级领导干部支持中学招生工作，“自觉做到不批条子，不打招呼”。“对领导干部利用职权为其子女、亲友等择校的，以及学校录取中与赞助挂钩的，一经举报或发现，坚决予以严肃查处。”
全国各级教育部门发出的此类禁令，一脉相承，持续至今。仅以2011年7月北京市教委《关于治理义务教育阶段择校乱收费问题的意见》为例，该意见要求“严禁在义务教育阶段以任何名义收取择校费、报名费和借读费。”“严禁捐资助学与学生入学和招生录取挂钩，严禁向学生收取与入学挂钩的任何费用。”
2006年，新版《义务教育法》颁布实施，全国废除小升初考试，实施免试就近入学。
免试就近入学，是一种政策进步。但优质校依然紧缺，薄弱校依旧薄弱，家长[微博]、学生、学校都有优中选优的强烈动机。
畸变
1998年，北京实行小升初免试就近入学时，取消了重点初中；重点中学初高中一起的，原则停止招初中新生或只招免试就近分配的小学毕业生；取消了“市级三好生”、“金帆奖”、“银帆奖”保送升初中制度；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取消择校生。
但中国的现实是，教育资源(数量与质量)配置并不均衡，初中名校、牛校资源依然紧缺。对学生来说，好初中意味着考入重点高中、名牌大学的更大几率。对初中名校来说，优质生源意味着高升学率的保障。
这种前提下，最公开、公平的手段—电脑派位，遭到了冷遇。
家长、学生、优质校都不能接受这一听天由命的分配。
据21世纪教育研究院[微博]2012年发布的《北京市“小升初”择校热调查》，从1998年开始，电脑派位经过约三年的“蜜月期”后，开始受到质疑。“学校差距过大，又广开各种择校渠道，许多重点名校明确拒绝接收电脑派位生，致使这一政策日渐萎缩。”
据上述调查，普通学校承担了大部分的派位生，学校越好，派位比例越小。2010年东城二中分校、五中分校的派位生比例仅为6%，2011年西城七所名校首次招收派位生比例仅为10%左右。
电脑派位不招人待见，其他入学途径则八仙过海、玄机暗藏。
21世纪教育研究院2008年一项小升初机会平等状况调查显示，30个城市中，太原垫底，北京次之。该机构2010年同题调查，35个城市中，倒数第一二名仍是太原和北京。
禁令
小升初变形之一大特征，将免试入学的规定，演变为需要各种变相考试。禁止变相考试，就成为教育部门每年的规定动作。
2000年1月，教育部《关于在小学减轻学生过重负担的紧急通知》要求“任何初中入学、招生不得举行或变相举行选拔性的书面考试。”
一周后，北京市教委转发教育部通知，要求“立即停止一切未经教育行政部门审批，面向中小学生的各种竞赛活动……任何初中入学、招生不得举行任何形式的书面考试。”
类似政令，十年前后，没有区别。
2009年4月，教育部《关于当前加强中小学管理规范办学行为的指导意见》要求，“不得违规提前招生和举行任何形式的选拔性考试。制止各种学科竞赛、特长评级与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录取相挂钩。”
至少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北京市教委每年都会例行发布一份小升初工作指导文件。
十多年来，这份文件一直秉持的工作“三原则”是：坚持义务教育阶段免试和就近入学；坚持以区县为主组织实施；坚持公正、公平、公开。
十多年来，这份文件一直强调“严禁在义务教育阶段入学工作中组织任何形式的考试、测试和面试选拔学生，严禁将各种竞赛成绩、奖励证书作为入学依据。严禁违规收取任何费用。”
此外，教委还会专门表态、下达禁令。
2005年，教育部下令公办学校不得举办奥数班，义务教育招生不得参考奥数证书。当年，北京市教委年叫停了“迎春杯”数学竞赛。时隔6年，北京市教委又叫停另一数学竞赛“希望杯”。
2009年，北京市教委表示，小升初不得挂钩奥数、英语等成绩。当年，北京市教委还下达了《关于进一步治理利用培训机构选拔学生干扰义务教育阶段入学秩序行为的意见》。
2010年初，北京市教委严令叫停占坑班，教委领导通过媒体表态要彻底清理占坑班。
2011年7月，北京市教委《关于治理义务教育阶段择校乱收费问题的意见》要求，“任何学校不得以创办特色学校、开展实验研究等各种名义，举办或变相举办重点班，并以此测试、选拔学生。”
然而，无论是数学竞赛还是“坑班”，它们能够存在的关键是名校借此选拔学生，这种选拔行为本身即使违规，但检索公开报道，从未有任何名校或名校校长因从数学竞赛或“坑班”中录取学生而受到处罚。
2012年，北京市教委举行新闻发布会，表示要采取四项措施坚决治理奥数成绩和升学挂钩，重申三个禁止。
在北京市教委持续禁止变相考试的同时，关于共建生的条款仅在2003年至2007年的小升初文件中出现过。一贯表述是“规范共建行为，严格控制共建学校的校数和其接收共建单位职工子弟的人数。”
而共建学校的名单和共建生的数量，因为从未公布，监督也几乎无处下手。
关于条子生，在北京市教委《关于我市1998年初中入学办法改革推进情况的报告》中出现过—是六条对策和建议的最后一条，“建议市有关部门将‘不准写条子择校’纳入党风廉政建设有关规定。”
时至今日，条子生几乎是诸多大城市公开的秘密。
就此，教育部门最近10多年的小升初禁令史，也变成10多年禁令失效的历史。
本文来源：网易教育频道综合
作者：焦东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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